泉州海外交通史

泉州，古称“刺桐”，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中央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官商渐渐衰弱，而私商贸易迅速崛起。大批移民流向海外，泉州因此成了一个著名的侨乡。

据记载福建最早的居住者是闽越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就已“善于造舟”。从1920 年在福建连江出土的独木舟残件，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造独木舟用于海事活动。由独木舟发展而来“舢写船”形状象一只栩栩如生的水鸟，是福船的前身。在公元后的十六个世纪里，福船以它优良的性能、先进的技术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种之一。

三国孙吴时，晋人因永嘉之乱南迁。现在泉州地区的王、林、陈、黄、郑、唐、邱、何、胡等姓氏的祖先，多来自于中原。他们来到晋江的两岸，沿江而居，开始把这条江称为“晋江”。

经过两晋的发展，泉州海上活动渐渐活跃，到了南朝，泉州已经有大船通航南洋。有记载最早来到泉州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真谛）。他曾两次想由拉州乘大船前往梭伽修国（今马来西亚），都因遇到风浪，而不能成功。在九日山下的延福寺里，由他历时多年翻译了《金刚经》等经文，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份贡献。至今九日山仍存有一块“翻经石”，是传说中拘那罗陀翻译经文所在地。 

唐代是泉州港海上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泉州户口发展到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户，约十几万人口。泉州经济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农业、织造业、陶瓷业、冶炼业等在这一阶段都已经初具规模，这为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一定基础。这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交通发展十分迅速。 1982年，在开元柳三娘佛塔中所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上刻有“海路都指挥使“的名称，这就是当时专设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名称。可见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需要由专人的管理。

1925年，泉州湾后诸港曾出士了一艘宋代古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复原之后，它的长度可以达到36米，宽11米，载重量200吨以上，是当时泉州所造的中型的货运海船。从它的剖面模型上，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十三个水密隔仓，水密隔仓在中国的运用始于唐代，比欧洲早了一千一百多年。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艘船模上发现，它的船锚采有物是木爪石碇的结构。近百年来在日本、朝鲜等地发现有不少与泉州船相雷同的碇石，这足以证明古代泉州船的足迹。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主要分布在福建省泉州市辖区内的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惠安县、德化县等县（市、区），大体可分为航海与通商史迹、多元文化史迹和城市建设史迹。 

历史上，泉州先民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宜海条件，在沿海地带长期进行造港运动，形成了“四湾”（湄州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及两江（晋江、洛阳江）范围内由众多码头构成的集群港，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著名的东方大港。现存的万寿塔、六胜塔等古航标塔，以及石湖码头、江口码头等古码头，即是泉州古港重要的历史证物。 

与频繁的海事活动相联系，泉州的海神信仰也极为丰富。九日山祈风石刻是古代泉州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官员和地方军政长官在当地的延福寺昭惠庙举行国家祭典，祈求风信以利航海而留下的珍贵的石刻记录。而真武庙、天后宫，以及江口码头一带的诸多海神庙，则分别建在码头附近，也是古代泉州地方官员和民众祭祀海神的重要场所。

大规模的港口建设和发达的海外交通，使得古代泉州社会生产长期围绕海外贸易来进行。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生产遍布邑内，并出现了许多专门生产外销陶瓷的著名瓷窑，产品远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是海上丝绸之路通商贸易的大宗产品。其中，在瓷都德化和晋江磁灶窑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现存的磁灶窑金交椅山窑址规模之大，遗存之丰富，堪称泉州古代外销瓷窑的代表。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泉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也使泉州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产生了直接的接触和交融。在泉州，中国固有的道教，以及“中国化”佛教，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天主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它世界性的宗教长期共存、相和相安。现存的老君岩造像、开元寺、圣墓、清净寺和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等，无不体现了世界多种宗教文化在古代泉州盛行与并存、发展与交流的历史轨迹。

相关景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九日山